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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发展新特征

  世界发展的实质就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的独特能力。石器标志的生产力延续数以万年,铁器标志的生产力绵亘2000多年,机器标志的生产力缩短至200多年,高科技标志的生产力刚半个世纪。现行生产力是三个层次并存:一是数字智能等高科技标志的生产力,二是传统机器标志的生产力,三是手工工具标志的原始生产力。它们分布不均衡,发生了根本变化,总体上超越了任何阶段,提升了发展水平。

  在生产力内容上,突出科技生产力,注重在科技的组织、投入、政策及环境上深挖潜能。科技生产力是通过科技工作者的发明创造体现出来,同时还有一股撬动科技生产力的力量未被人们所关注,这就是科技型企业家。这个群体并不庞大,但他们是杠杆的支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是典型的科技型企业家。年轻时他作为科技骨干初露头角被媒体报道,创业后一路经营科技企业。任正非在领导和经营过程中,吸引、重视、培养科学家,注重汇聚精英,投资科技。华为全球18万员工中,研究人员占45%,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15%,仅2018 年就投入研发经费150亿美元。华为至少有700多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6000多名专门做基础研究的专家、6万多名工程师,构成了华为的研发系统。正是万千科学家、专家、工程师用汗水筑就了华为的5G成就。可见,华为不仅是个庞大的企业,更是个科技王国。近两年,华为在遭受打压中举世瞩目,从一个强国与一个企业的不对称较量中,反衬出华为的强大。像任正非这样的科技企业家,在中国和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他们大多都有一定的科技背景,虽然现在未必有特别强的专业能力,但他们的经历锻造了超强的项目判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组织研发领导力,他们都在实施和组织各自的现代科技计划。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注重吸引科技人才,大胆放手使用专家,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待遇,为科技专家排除后顾之忧,使他们充满精力地去研发,并为他们鼓劲加油,让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所在,这是对科技生产力最强的赋能。这些行为习惯强烈地影响到企业,变成企业的制度、文化和环境。欧美发达的科技,不仅在于本土有多少科学家,重要的是优良的科技环境、投资科技的保障,包括宏观上的移民政策、留学政策、科学家政策发挥的作用,正是这样的政策环境和投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技精英和企业家汇聚到这些地方。如果过于精明地算计眼前利益,好环境和政策就会流失,精英也将远走高飞。可见注重和培养科技型企业家,是编织对科技工作者吸引、培养、组织、使用和奖赏的摇篮,是科技创新源源不断的动能,是推动科技生产力的关键。

  在生产力作用上,突出产业链供应链,确保链条开放稳定安全,才能优势互补共享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体现的是生产社会化的更高水准。世界各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命运与共,形成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价值链系统,促进国际间商品流、资本流、技术流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种混合分工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各国生产力要素配置的合理化、经济化、最优化。虽然在稳定发展和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断链、垒墙就能解决的,那样只会徒增矛盾。对受到疫情影响而产生的问题,应当是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快速打通难点堵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对长期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要根据市场规律,优化或重构链条结构。

  在生产力条件上,突出和平稳定的发展,共同营造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才能保障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无论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动乱,还是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都会破坏发展环境,影响生产力发展。即便是虚张声势都会触及敏感的发展神经。我们需要持久的和平与发展。不管有多大的分歧和困难,作为地球村村民都可坐下来和谈,有竞争有让步,携手合作,争取双赢多赢;不搞零和博弈,不要非白即黑,更不能你死我活。要真诚体现这个时代的人类文明,为世界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世界各国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为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用和平、稳定和创新,捍卫和促进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形成客观性认识、本质性理解与自觉性认同是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的必然逻辑。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