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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什么样的环境会出诺贝尔奖---诺贝尔奖评审委员谈科学发

  3月23日下午,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Anders Flodstrom(安德斯·弗洛德斯特伦)与诺贝尔奖三位评委做客“清华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讲演“诺贝尔奖与科学发现”。

  论坛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Bertil Fredholm(贝蒂尔·弗雷德霍尔姆)说,诺贝尔奖不问国别、性别、年龄,只要是重大的、对人类社会进程有影响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就有可能获诺贝尔奖。

  Fredholm介绍,诺贝尔奖只以科学成就论英雄。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只要能明确解答这样一些问题:“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科学发现(或发明)?这一发现(发明)是否重要?这一发现是否具有创造性?”诺贝尔奖就在不遥远的前方了。

  “有重大科学发现”是诺贝尔奖唯一评价标准,诺贝尔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Borje Johansson说,国别、www.20139.com,年龄、性别都不会阻碍科学发现者获得诺奖。历史上,有10名女性获得诺贝尔奖;夫妻、兄弟、父子双双获奖的情况也不少见。约里奥·居里夫妇1935年就双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自1901年颁发首枚诺奖起,共有六位华人获得该奖。

  但综观诺奖获得者名单,不可否认,美国人数比其他国家多,男性比女性多,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多。

  Fredholm认为,这不难理解。他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一名言在科学发现中同样适用。一个有创新潜质的人,最需要环境来激发创造力。”

  他说,惊人的发现或发明,需要自由、创新的环境。人的大脑有非常神奇的创造力,有些天才甚至拥有比普通人更为“神奇的大脑”,但是,这样的大脑也需要被发现,发现者“也许是老师,也许是别人”。

  Fredholm说,不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能作出成绩,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来看,他们需要特殊的环境。有思想自由、有合作伙伴、经常产生思想的交流碰撞甚至竞争,能增加其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几率。

  他详细解释道,科研工作者应得到足够的保护,没有来自学术、科研之外的其他干扰,学者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并能自由地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强烈的兴趣是科学研究者作出重大发现的主要原因;思想交流与碰撞会激发科学发现的灵感;协同合作至关重要,历史上很少巨大科学发现在完全孤立的个体研究中获得,诺贝尔奖项常同时授予两人或三人;思想交流有时不仅体现为合作,而表现为竞争,竞争是激情涌现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

  “但别忘了一点,金钱。”他特别强调:“科学工作者不用花时间考虑金钱的问题,没有来自生计的压力分散他的研究,这是最重要的。”

  化学奖评委、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Sven Lidin先生说,要获得诺奖,研究者必须有强烈的好奇心,还应清楚什么是重大的发明,他们需要有足够多的资金、足够好的设备,以比别人更快的速度做实验,这需要大量的勤奋工作。

  论坛上,针对清华师生关心的话题:“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获诺贝尔奖?”评委Johansson拿过话筒,非常肯定地说:“我相信中国在未来四十年内会取得诺贝尔奖,肯定的!”引来场上一片掌声。中国可能会在什么领域内获诺奖?“我觉得应该是文学或是和平奖。”Fredholm如此回答。

  有人对此批评说,“诺贝尔情结”体现了中国人心态浮躁、缺乏自信。在清华论坛上“讨”来的“口彩”非评委本意,中国人曲解了诺贝尔奖尊重科学的本质。

  据了解,诺贝尔奖产生于1901年,最初只致力于鼓励在生理与医药、物理、化学、文学及维护和平方面的突出贡献者。1968年,增设经济学奖,1990年又设立了地球奖,以奖励为保护环境作出杰出贡献者。105年以来,已产生了7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Flodstrom在发言中表示,他关注到中国很多媒体在追问中国什么时候获得诺贝尔奖。他为诺贝尔奖的知名度感到很高兴,但对关注诺贝尔奖的心态不以为然,“其实,科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获奖,重要的是做有趣的科学研究。诺贝尔奖得主们也许自己都没意识到今后会获奖,他们只是在研究上充满好奇心,执着地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而且,科学奖有一定的滞后性。“做出伟大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Lidin指出,很多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出成果;即便出了成果,有些开创性的科学发现或发明,短期不一定被接受,人们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其重要性,其价值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这个时间段平均在25年左右。2005年物理学奖得主之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约翰·L·霍尔就是因其40年前的科学发现获得诺奖。

  Lidin举例说,诺贝尔奖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化学领域,几乎完全是“实验室工作”,研究者需要反复地实验、观察、数据对比、重复实验。这种工作非常枯燥无味,研究者要在这种长期、枯燥的工作环境下,具备“抓住某个时刻”的清醒,才不会错过重大的发现。而且,“有时候,想比做更重要。研究工作者要多思考,为什么做和怎样能够做得更好”。